唐太宗下（2 / 2）

以情夺之，彼之言情者，在富贵利达偷生避死之中，为庸人固有之情，而恻隐羞恶之情不足以相胜。故孟子之辩杨、墨，从其本而正其罪曰“无父无君”，示必诛而不赦也；若其索隐于心性，穿凿于事理者，不辩也。君子之大义微言，简而文，温而理，固不敌其淫词之曼衍也。

太宗命吕才刊定阴阳难书，欲以折其妄而纳民于正，然而妄终不折，民终不信，流及于今，日以增益，且托为吕才之所定以疑民者；折之于末，而不拔其本，宜其横流之不止矣。

夫此鄙猥不经之说，何足定哉？定之而孰必信之？乍信之而孰与守之？且托于所定以乱人道之大经，如近世择婚以年命，而使配耦非其类者，僉曰才所定也，曆官乃以赘敬授民时之简末。呜呼！祸亦烈哉！

夫才所据理、征事、缘情以折妄者，宅经也，葬法也，禄命也。三者之不可以妖妄测阴阳，而贼min用、蔑彝伦、背天理、干王制，不待智者而洞若观火。

先王虑愚民之受罔而迷也，为著于礼经曰：“假于时日卜筮以疑众，杀。”刑当其辜，勿与辩也。然且贪懦之俗，微幸锋端之蜜，苟延蟪蛄之生，日响术人而谋行止，忘亲蔑性，暴骨如莽而不收，争夺竞讼以求得，为君师者，尚取其言而删定之，不亦傎乎！

夫王者正天下之大经，以务民义，在国则前朝后市，在野则相流泉、度夕阳，以利民用，而宅经废矣。

贤者贵，善人富，有罪者必诛，诡遇幸逃之涂塞，而禄命穷矣。慎终追远，导民以养生送死之至性，限以时，授以制，则葬法诎矣。

然而有挟术以鬻利者，杀其首，窜其从，焚其书，而藏之者必诛不赦，以刚断裁之，数十年而可定。